第一二二章 灾荒中的应天府 (第1/2页)

武昌的暴雨稍停的时候，东厂驻武昌的探子就整理了信息，乘坐火轮船去应天府送信。
　　
　　行动比鄂国公府的炮船还快。
　　
　　咸宁三十六年六月十九日，西历1782年7月28日，应天府的大明皇帝朱仲林就收到了消息。
　　
　　皇帝立刻召集了东厂主要管事。
　　
　　让他们随时关注长江上游来的船只乘客情况，严密监控朝廷直辖地区的粮食和水运市场行情动向。
　　
　　然后命令皇家直属的商行立刻行动，购买和雇佣更多的船只，越多越好。
　　
　　马上去交趾、南越、暹罗、爪哇等地区运粮。
　　
　　停止发售皇家南洋粮票，同时收购民间的南洋粮票，也就是南洋当季粮食所有权票，相当于南洋粮食期货凭证。
　　
　　朱仲林成长在商业大发展的时代，对民间商人的德性再熟悉不过了。
　　
　　商人当然恨藩镇，但恨藩镇的真正原因，还是是藩镇会影响他们赚钱，藩镇不让他们好好赚钱。
　　
　　传统藩镇贵族霸占土地，不给他们去搞商业经营。
　　
　　跟上时代的新藩镇贵族，又经常会像鄂国公左家那样，利用身份、权力、暴力控制市场。
　　
　　这种东西方都会出现的状况，就是启蒙思想形成的直接诱因。
　　
　　工商业的代言人们，由此开始鼓吹天赋人权，鼓吹人人生而平等，生命和自由都是天生不可侵犯的。
　　
　　开始鼓吹社会契约论，宣称国家和国王是平民授权签约形成的，所有社会成员都要遵守基本的社会契约，国王也应该在契约范围内存在。
　　
　　鼓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，国王和统治者不能利用国家权力干涉商业经营，更不能直接掠夺财富。
　　
　　资本主义大发展的“社会现实”，催生出了启蒙思想这些“社会意识”。
　　
　　这些社会意识要求构建与之向匹配的“上层建筑”，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和文化。
　　
　　最终反过来为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而服务。
　　
　　但是，鼓吹这些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因，还是社会权力并不掌握在商人手中。
　　
　　如果没有藩镇的影响，商人能自由赚钱的情况下，那遇到了灾年的时候，他们也绝对不会心慈手软。
　　
　　当商人掌控了社会权力之后，也会干出与封建统治者相似的事情。
　　
　　只是可能会做的比较隐蔽一些，因为他们自己当初鼓吹过的那些道理，总不能明着违背。
　　
　　资本主义群体掌控社会权力之前，资本主义的思想就是启蒙思想，看上去说起来都格外的光辉靓丽吸引人。
　　
　　但是资本主义群体掌握了社会权力之后，那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罪恶也就无法继续隐藏了。
　　
　　所以在资本主义发展时，会催生出另一种新的社会思潮，取代启蒙主义。
　　
　　大明皇室经过崇祯的改造，现在其实已经是新贵族了，直接经营着大量的商行、农场、工厂。
　　
　　只是有崇祯这个现代人引导，再加上皇室还是稍微要点脸，维持自己的神圣形象。
　　
　　通常是凭借信息差经营牟利，这是崇祯带来的更高级的商业掠夺，很少会像鄂国公左家那样直接暴力掠夺了。
　　
　　所以现在东方的“启蒙”，与西方的启蒙思想，也有很明显的差异。
　　
　　东方的启蒙基本不反对皇帝，因为大明皇帝看上去更加守规矩，特别是有藩镇做对比的情况下。
　　
　　同时在崇祯皇帝以后的大明皇室，通常还是工商业的直接促进和领导者。
　　
　　关键是崇祯改革了大明的科举制度，为大明的工商业群体打开了上升途径，让他们中的精英能够合法的掌握社会权力。
　　
　　所以东方的启蒙更多的是反藩镇、反夷狄，对应的诉求就是削藩和北伐，已经喊了好几十年了。
　　
　　崇祯皇帝改造的东西厂，朱简烜的火轮船，在这次大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　　
　　让皇帝能够抢先一步开始安排布局。
　　
　　赚钱的同时维持皇权和社会的稳定。
　　
　　皇商开始行动的时候，民间商行也像是听到风声的野兽，立刻小心的尝试着跟着动了起来。
　　
　　他们开始尝试收购和雇佣船只并收购粮票。
　　
　　皇商干什么自己就干什么，就是很多应天府商人的经营原则，绝大部分都会成功。
　　
　　两天之后，消息灵通的民间商人，也知道武汉发生了大规模水灾，应天府和周边市场立刻热了起来。
　　
　　大明皇帝同时下达圣旨，明确规定了一个粮价上限，大约是平日均价的两倍。
　　
　　皇帝的意思很明显，允许普通商人趁机多赚一些，但不允许他们做到颠覆市场秩序的程度。
　　
　　六月二十日，江水出现了明显的上涨。
　　
　　六月二十三日，第一批湖北灾民抵达应天府。
　　
　　应天粮价直接超过了皇帝刚定的价格上限，东厂和锦衣卫进入各大粮行控制局势，粮商们老实配合了一天。
　　
　　六月二十四日上午，部分粮商没有开门。
　　
　　中午，大明中央朝廷粮仓、大明皇家商行粮仓、应天府衙粮仓，在应天府城内外主要街道上开场施粥。
　　
　　皇帝再次下旨，让官差在城内外各处张贴和宣读，自即日起一日两次免费无限施粥。
　　
　　皇帝知道，只要给灾民持续供应免费的饭食，稳住他们不要闹事。
　　
　　等更多的南洋粮食运上来，商人也不会搞事了。
　　
　　以前可能要坚持三到四个月，现在朝廷有了大量火轮船，只需要坚持一到两个月就行了。
　　
　　之后把集中起来的灾民逐步送去海外，这场天灾也就熬过去了。
　　
　　这是崇祯时代形成的标准流程。
　　
　　但这么干前提，是朝廷和皇帝能搞到足够多的粮食。
　　
　　大规模开发南洋，在当地搞大型农场，就是这套流程能实施的前提。
　　
　　同时还要求，中央朝廷的基层机构有基本的执行能力，不至于把大部分粮食贪墨掉。
　　
　　这一点在天子脚下，在应天府及附近几个府做的比较好。
　　
　　越远就越是难以执行到位了。
　　
　　不过应天府扼守长江咽喉，本来就是大明本土的贸易中心。
　　
　　灾民们也知道在应天府能活下去，到了应天府才有机会去海外开荒，也会自发的向应天府集中。
　　
　　民间商行也都很有经验。
　　
　　发现朝廷开始不限量的施粥后，很多关门的粮食行也就陆续开门了。
　　
　　现在不卖粮食，那可能一点都赚不到。
　　
　　现在开门销售的的话，至少能比平时多赚很大一笔钱。
　　
　　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。
　　
　　时间很快就到了月底，越来越多的灾民不断涌入应天府，四川的灾民也开始出现在人群中了。
　　
　　很多民间工厂不约而同的宣布：
　　
　　“现在湖北、四川大水，行情自然也不景气，工厂商行不赚钱，下月工钱减半，但免费提供饭食……”
　　
　　有些工人唉声叹气的接受了现实。
　　
　　有些工人无法理解，马上遭到了东家和掌柜的白眼。
　　
　　有些掌柜的非常直白的跟工人说：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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